谢振山：山西银行山银研究院院长 在金融学院研究生教育发展论坛暨2024年研究生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2024年11月19日，由人行山西省分行、山西金融历史文化博物馆开馆。在开馆仪式上，人行山西省分行副行长邢毅指出，“山西是红色金融的摇篮”，强调“山西厚重的金融历史和红色金融实践是一座座宝藏”，“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段历史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铭记”。今天，我想就山西红色金融史的话题，与老师和同学们做个分享。
一、山西红色金融史是一部奋斗史，也是一部融合史，更是一部彰显金融政治性人民性的辉煌史诗
在中国金融史上，山西地位显赫，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山西商人创造出“汇通天下”“海内最富”的传奇。在抗日战争中，山西打出了“焦土抗战”旗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都是在山西这片热土上打响的。伴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进程，山西红色金融事业在奋斗中融合、在融合中奋斗，从晋西北到晋北、到晋东南，“开遍了繁荣的金融花朵”，有效发挥了“钱袋子”对“枪杆子”的支撑作用。
（一）晋西北红色金融概况。
1937年12月底，兴县开明士绅刘少白（时为中共地下党员）在党的委派下主持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这是抗战时期继陕甘宁边区银行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二家银行。当时主要是由120师推动的，副师长萧克负责联系和分管银行工作。随着根据地发展，1940年5月10日，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刘少白仍为经理。1947年11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发布布告，“确定两边区银行合并，定名西北农民银行”。
（二）晋北红色金融概况。
平型关大捷后，115师分兵，副师长聂荣臻率军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五台县石咀村普救寺成立，关学文任经理。该银行是知会并经国民党政府同意设立的。随着革命形势发展，1948年4月12日，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组为华北银行。
（三）晋东南红色金融概况。
上党银号设立及并入。。1937年11月初，薄一波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进入晋东南，以沁县为中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底，第三行政专员公署根据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的决定，并经阎锡山当局同意，在沁县南沟成立了上党银号，设立辽县（左权县）、长治、沁源三个分号。冀南银行成立后，上党银号宣告结束。总计收回上党银号币约110万元，分别在武乡、辽县（左权）军民代表见证下当众焚毁。
冀南银行设立。129师挺进晋东南后，先后创立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1938年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又创立了冀南、鲁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决定“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南本位币”。邓小平作出重要指示：“应尽可能地招募技术工人，筹购印刷机器、纸张、油墨和印版”，“目前银行筹备工作还应注意保密”。为避免与奉行蒋介石指令的河北省当局发生直接冲突，129师邓小平等首长指示，筹建银行的工作由129师供给部领导，银行由冀南向晋东南根据地转移。1938年冬，银行筹建组从河北南宫出发，突破敌人封锁，跨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4省18县，白天隐蔽，夜间赶路，行军一月余，陆续到达黎城县西井镇周围，继续筹建工作。1939年6月，冀南银行筹建工作在黎城县东崖底基本就绪。1939年9月16日，冀南行政公署宣告冀南银行成立并发行货币（史称冀钞）。经左权将军亲自选址，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黎城县小寨村正式成立，高捷成为首任经理（后称行长）。冀南银行被称为“培养抗战经济的摇篮、保护人民利益的堡垒”，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在经济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西银行设立及并入。1940年5月，鲁西行政主任公署宣布在山东东平县成立鲁西银行。1945年5月，鲁西银行与冀南银行冀南区行合并，仍称鲁西银行。合并后仅十余天又重新分开，恢复原建制。1946年1月，鲁西银行并入冀南银行。
1948年4月12日，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
（四）山西红色金融成为新中国金融的重要源头。
1948年11月22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华北人民政府以训令的形式发布命令，将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华北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华北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源头。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成立，南汉宸任经理（后改称行长）。
为什么红色金融在山西发展较好，成为新中国金融的重要源头？据《刘少白传》，1938年刘少白随王若飞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你一个县怎么就可以办起一个银行来呢？少白回答：我想主要是兴县民众抗日动员工作搞得比较好，动委会的捐款捐物很多，有了办银行的信用。另外，山西民间历来有钱庄票号的传统，民间的钱老百姓已经用了几辈子，他放心。再有，前些年阎锡山为了实行金融控制，对付南京政府的“法币”，在16个县搞了信用合作券，限于本县流通。兴县农民银行能办起来，恐怕与这样的社会基础也有关系。毛泽东听完，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上讲了一番道理，说：少白同志，你这个兴县银行啊，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是你一个县就办起了一个银行，别的县不一定能办，但是你兴县能办，你是特殊的。什么是普遍性呢，普遍性就是不管你是陕甘宁，还是晋西北，还是晋察冀，只要搞根据地建设，就一定要办银行，搞金融，发票子。这段对话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山西红色金融的史实和意义。
二 山西红色金融史对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的启示
山西红色金融史波澜壮阔，艰难坎坷，许多金融历史人物可歌可泣，无数历史故事细节感人至深。感悟和挖掘这些红色金融宝贵历史资源，对新时代金融事业发展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党对金融工作的坚强领导，是红色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
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各根据地“一定要设立自己的银行”。兴县农民银行是120师挺进晋西北后，经晋西北党委决定委任刘少白全权负责筹建的。贺龙同志指示：我们的银行不仅要保障供给，还要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经济战、货币战。晋察冀边区银行是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的。党中央、毛主席曾专电指示边币发行工作：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作为浩大军费的来源，以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的斗争。冀南银行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勇毅前行，邓小平同志曾于1943年在冀南银行的《银行月刊》上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提出“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号召全区“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综上，党的领导是红色金融事业一条重要经验，高度重视“钱袋子”对“枪杆子”的支撑作用，也是党领导革命事业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红色情怀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把来自五湖四海的金融志士仁人凝聚在一起的强大粘合剂。
兴县农民银行的创立者刘少白是前清贡生，与阎锡山同过学。后来阎锡山做了督军，刘少白自己也都好几个孩子了，却还要去山西大学堂读法学，完成了从旧式知识分子向新式知识分子的蜕变。在不断的求学中，他也一直在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受女儿女婿的影响，在抗战初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秘密党员。刘少白成为一名著名的红色金融人物，是他矢志救国救民的人生价值追求，同时与党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冀南银行首任行长高捷成是福建漳州人，早年参加北伐战争，因抗议蒋介石叛变革命被拘捕，1927年8月经家族保释后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读书。之后因经济原因辍学去上海一家银行工作，期间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又被拘捕，经保释后回到漳州一位族叔开的钱庄里工作。后来红军打漳州，毛泽民在筹款工作中发现了高捷成这位难得的金融人才，吸纳他进入中华苏维埃银行工作。高捷成被称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他和毛泽民、邓子恢被称为中华苏维埃经济工作的“三驾马车”。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优秀的金融人才，红色金融事业才得以发展、壮大。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把刘少白、高捷成这样的优秀人才凝聚在红色金融事业上的，正是一种为救国救民矢志奋斗的红色情怀，一种跟党走、守初心的坚定理想信念。
（三）坚持人民金融方向，是红色金融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根基和力量所在。
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支持是红色金融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937年120师挺进晋西北时，兴县民众积极热情捐款捐物，为八路军筹集物资，当时的捐赠总额相当于当地不到两人就捐出一块银元。如何把群众捐赠的货物、粮食等实物资产盘活，成为晋西北党委决定创办银行的一个重要起因。
另一方面，红色金融事业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就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兴县农民银行一成立，刘少白就强调，“赶快把票子发出来，农民需要钱，八路军需要钱”。西北农民银行“给予人民群众低利甚至无利借贷”，农贷政策坚持贫雇农优先，兼顾中农和广大抗属、退伍军人。在1948年5月晋绥边区生产会议上，贺龙同志指出：“革命不是小商人做生意，当保生产与保本发生冲突时，要保生产。”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农贷政策，明确规定以农村中的雇农、贫农和贫苦之抗属、干属为主要发放对象。冀南银行发放贷款始终贯穿着“支持农民生产发展、扶持贫困农户、解决苦难”的指导方针。至今仍矗立在黎城县上遥镇的小平桥、秀峰桥、伯承桥、省贤桥，作为象征党政军民的四座水利桥，是当年冀南银行支持农村水利建设的见证。1947年，在冀南银行成立8周年之际，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题词：“深入农村，扶植农村合作生产，全心全意为广大翻身农民谋利益，为贫穷阶层服务。”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题词：“在对敌经济斗争上，在为人民谋福利上，在发展生产事业上，在保证军事供应上，均完成它光荣任务。”
（四）舍私为公、清廉奋斗、坚韧进取，是红色金融精神谱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
舍私为公。高捷成就是一位舍私为公的楷模。1933年红军撤离漳州时，毛泽民动员高捷成去瑞金参加国家银行的工作，当时高捷成孩子才三个月，他给妻儿留下书信：“我从此就告别家里了”“再不能尽家庭的义务了”“从此诀别”。长征到达陕北后，高捷成又担任了冀南银行行长，他在离家六年后写下一封家书，这六年中“东西奔波，南北追逐，历尽一切千辛万苦，雪山草地，万里长征，在所不辞！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阻！”1940年仲夏，高捷成写下诗句：“烽火连天太行头，我携冀钞战倭寇。民族危亡在心间，漳水呼啸入海流。”1943年5月，高捷成在河北内邱县白鹿角村突围中遭遇敌人袭击，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让随行人员携带重要文件先行撤退，时年仅34岁的他壮烈牺牲。接替高捷成任冀南银行第二任行长的赖懃，也是一位舍私为公的典范。在妻子生产后患产褥热急需抗生素药品救治时，为了把仅有的一点抗生素药品留给最需要的伤员使用，他硬是没有向组织上开口，最终使妻子错过了最佳治疗机会，离开了人世。后来他自己也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因坚持保守治疗，致使病情不断加重，与世长辞。在赖懃的世界里，“革命事业是至高无上的”，是他“原则内的”，而生命、亲情、爱情、金钱，则被他决绝地挡在了“原则之外”。
清廉奋斗。刘少白去西安买设备，回来时顺便买了一条烟、两盒茶，工作人员认为是做银行接待用的，给公账报销了。刘少白坚决不让，一定要自己来掏这个钱。而且在工资制度上，刘少白作为经理，也坚持要拿和别人一样的工资，体现出宝贵的廉洁奉公意识。在冀南银行，高捷成被称为“抠门”的行长，为了节省办公纸张，他让印钞厂的同志收集废票子或者裁票子的纸边条，装订起来当笔记本用。第二任行长赖懃有一盏马灯，玻璃灯灶上裂开了一道缝，他就剪了一块白布条，用糨糊在马灯上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白蚯蚓”。警卫员趁他不注意拿去印钞厂换了一盏新马灯，结果被批评了一顿，硬是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旧马灯又换了回来。
坚韧进取。冀南银行被称为烽火硝烟中的“马背银行”“挎包银行”。工作人员经常处于紧张备战状态，白天工作，夜间行军，跟着部队同敌人周旋，在烽火硝烟中辗转坚持开展业务。在山洞里、沟壑里、地窖里、荒野中，都留下他们辛勤工作的足迹。在保卫冀南银行转战过程中，许多同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一位革命者曾于1939年赋诗：行无定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贴身安无忧。诗的题目就叫《马背银行》。
（五）科学精神、专业精神、求实精神，是红色金融事业尊重客观规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科学精神。在银行开业后，刘少白不允许进太多的人，他说，“银行工作特殊，信不过的人绝对不能让他进来，我们自己宁可多辛苦一点”。兴县农民银行更名为西北农民银行时，第一批印出的纸币多了一个“晋”字，误把“西北”弄成了“晋西北”。有人说就这么凑合着用吧，但这在政治上是绝对不行的，于是就用手工一张一张地涂掉这个“晋”字。这是个海量的工作量，虽然付出了极大辛苦，但这种严谨细致、一丝不苟恰恰是金融工作所不可或缺的。
专业精神。印钞票时，当时一般的做法是加盖经理、副经理印章，但刘少白则是自己用毛笔制版，写了“少白”二字，用他个人的信誉为兴县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信用做背书。而且兴农币特别强调防伪功能，做三个记号，只有三个人知道。这种极致认真的专业精神是做银行工作极其宝贵的。直到今天，兴农币仍是市场上非常珍贵的收藏品。
求实精神。冀南银行曾采用过两套账工作方式，一套账登记后很快要埋藏起来，另一套随身携带，“人在账在”。有时当天只记传票，记账隔日或第三日再记。这些灵活措施，是基于实事求是原则，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必要做法。在抗战初期的晋西北形势复杂，除了共产党的军队，还有阎锡山的军队、傅作义的军队，以及东北军。八路军希望有自己的银行，但又不能打八路军的旗号，在这种情况下，委任开明绅士、民主人士同时又是中共秘密党员的刘少白出面办银行，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选择。
三 传承红色金融基因，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在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传承红色金融基因，认真践行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五个方面实践要求，是目前金融系统一项极其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始终把“义”字放在“利”字的前头。
以义取利，是金融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要求，是金融报国、金融为民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符合长远战略发展要求的根本经营之道。坚持以义取利，底线是不唯利是图，永无止境的追求是为公、为民、为国。为公还是为私，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还是为少数大股东、大客户服务，恰恰是新时代金融事业必须回答的首要重大课题。在商言商、追求合理利润，当然无可厚非，但只有大“义”，才会有大“利”，见利忘义甚至唯利是图，那就违背了天道，也违背了商道，是不可持续的。贺龙同志讲的“当保生产与保本发生冲突时，要保生产”，很有启示意义。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要把功能发挥放在第一位，把盈利放在第二位，即：义在利先、以义制利、利在义中求。当我们的银行在业务经营方向上面临困惑时，多想想革命战争时期在枪林弹雨下、血雨腥风中的红色金融担当，或许就会豁然开朗。山西银行把“为公”作为企业核心价值理念的首要元素，强调立行为公、克己奉公，这正是对红色金融基因的一种传承。
（二）坚持以“正”字作为银行安身立命的利器。
银行要经营好、发展好，必须秉持正确的发展理念。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发展理念搞正确，“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在诚实守信方面不逾越底线，在以义取利方面不唯利是图，在稳健审慎方面不急功近利，在守正创新方面不脱实向虚，在依法合规方面不胡作非为，都可以理解为做到发展理念“正”一些最为基本的要求。但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要求，在当前实际工作中仍显稀缺，以至于需要最高层不断加以强调。这种稀缺也说明了“着力锻造党和国家可信赖的红色金融铁军”之紧迫性。重温战争时期红色金融史，对于锻造红色金融铁军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
（三）把“从红色金融基因的传承中汲取营养”作为常态化基础工作来抓。
山西是一块红色热土。山西红色金融史是一座富矿，值得持续地、常态化地去挖掘。山西各金融机构要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个特色，不能忽略掉从红色金融事业的实践中去汲取。要塑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这个特色，也不能忽略掉从红色金融基因的传承中去寻找。山西银行把红色作为品牌标识设计的主要创意元素之一，把红色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传承红色金融的优秀基因和优良传统，是其改革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红色金融史的鲜活人物中、典型事例中，可以汲取到优秀金融文化的营养，为塑造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正确价值观、正确绩效观、正确发展观提供助力。这对于破除“金融精英论”“唯金钱论”“西方看齐论”等错误思想，对于“在内心深处铸牢金融报国、金融为民的使命情怀”“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金融领域各种错误观点”，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
在山西金融历史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上，山西银行领导在致辞中说，山西银行将持续挖掘、传播、弘扬好山西金融历史文化，助力山西金融历史文化博物馆越办越好，将其打造成培育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基地。馆址：太原市鼓楼街山西省银行旧址。欢迎各位老师同学莅临参观，并广为传播。谢谢。
（本文根据专家学者发言整理而成）
